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7月30日讯“湖北人,尤其是鄂东的湖北人说起祖辈,都说是从江西来的;‘江西填湖广’确实是明清时期最大的移民运动,后来又有‘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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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国安教授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作主题为“从‘江西填湖广’谈明清以来湖北的移民和家谱”的讲座。杨教授介绍明清以来的湖北移民史,分享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家谱、宗族的乡村调查感受,以及对明清以来湖北移民、家谱和祠堂文化的理解。
杨国安教授在长江讲坛。
杨国安教授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乡村史。他说,湖北是移民型社会,湖北人由自己向上追溯三代基本都能发现迁移的痕迹,这说明迁徙是一种常态。
在中国,除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迁徙运动,清末民初又有三次大的移民运动,即封建政策松弛、生产资源需求等因素驱使山东、华北地区人民“闯关东”,山西一带人民越过长城垦荒经商的“走西口”,以及广东、福建人到东南亚谋发展的“下南洋”。
如今,移民寻根问祖主要指向了以下几个地点:华北人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而来,长江中游即湖广地区的人们多认为他们的根在江西瓦屑坝(南昌筷子巷),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发祥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四川移民的祖先在麻城孝感乡。
安土重迁的中华儿女为何会频频移民?杨国安认为可以用“推拉理论”来解释:分为迁出地的推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前者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动乱、人口密度大、赋税重压等,后者包括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环境优美、气候良好等。还有移民自身的考虑,家族或地方部分人迁移之后也会对未迁移居民产生影响。有强制迁移,例如朱元璋迁移江南富户到凤阳,朝廷为稳定边疆采取屯田制,将内地居民迁移到边疆地区。也有主动迁移,这种移民大多具有改善生存环境的投资性质。
杨国安说,据统计数据,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移民在湖北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本土居民,移民中江西人数量最多。移民的故事在俗语中就有体现,外省人对江西人称呼“老表”,可能与移民有关。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方面,江西移民称自己的祖先为“老表”,移民湖北已久,湖北人也使用这个称呼;另一方面,江西道教盛行,随身携带表盘(罗盘),“老表”起初是外省人称呼江西风水师所用,久而久之就被用于称呼所有江西人。
“移民是一种家族延续的方式。”杨国安表示,移民活动在家谱文化中多有体现。修谱并非第一代人决定的,而是在家族发展中由族人对社会关系的需要引发而来,是一种倒叙家谱的共同活动。也是因为这样追忆过去的模式,产生了附会祖先、移民传说等故事。
杨国安谈及自己实地考察经验提出,鄂东南地区宗族势力强的原因之一,是其地处丘陵,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机构。其中包括以族规、族⻓、祠堂为核心的组织管理系统,以族田、义庄、义学为核心的救济保障系统,和以祭祀、族谱、家训为核心的礼仪教化系统。宗族聚居区的家庭多达上万,少可数百,聚居是为防御社会动乱。客家土楼、开平碉楼、阳新建筑物密集的村庄结构都为防御战争、匪患而建。
他说,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应有祠堂、族谱和家族墓地,一般墓碑上记载着家族世系。湖北同时存在着墓祭和祠祭的传统,这种祭祀传统让湖北人没有忘记自己祖先是来自江西的移民。如今许多祠堂作为公共建筑保存下来,成了村落中的图书室、文化室、村支部、婚丧嫁娶设宴场地。“祠堂连接着祖先与今人,也连接着家族内外。这古朴的建筑不仅从古矗立至今,还在海外留下了身影,有唐人街的地方总有‘宗亲会’存在。不论是移民寻根,还是修纂家谱,或者整修祠堂,都体现着家国同构与家国情怀。”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邓牧原 谢宁)
【编辑:王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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