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家经济》是『砺石商业评论』2023 年推出的一个重要文章专栏，试图从经济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全球各个核心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不同国家经济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是被誉为“人类理想国”的北欧著名国家瑞典。

王剑 | 作者砺石商业评论|出品

北欧各国一直以高福利著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三高”模式享誉全世界的瑞典。

【资料图】

瑞典这个国名来自瑞典语“安宁的王国”的意思，其国土总面积约45万平方千米，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

靠着不到6%的耕地面积，瑞典的农业除部分水果蔬菜需要进口，农副产品自给率已达到80%以上，粮、肉、奶制品等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凭借丰富的森林资源，瑞典的纸浆、造纸、家具以及林业加工生产与出口量也都名列世界前茅。

不过，瑞典最有名的还是发达的工业经济体系，拥有爱立信、沃尔沃汽车、萨博、宜家家居等世界知名企业，是全球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瑞典的微电子、软件开发、远程通讯、光子等高科技产业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2022年，瑞典GDP为6357亿美元，欧洲排名第十；由于总人口只有 1000 多万，因此人均GDP高达59,899美元，全球排名第九。

瑞典和瑞士一样，政治上长期保持中立政策，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似乎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生活悠闲的幸福国家。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到，历史上的瑞典曾是欧洲大陆脾气最为“暴躁”的国家，动辄就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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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躁的“北欧霸主”

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西邻挪威，东临波罗的海，西南与丹麦隔海相望，是一个典型的“靠海吃海”的国家。

与周围北欧“邻居”一样，瑞典人的祖先也是维京人，一伙长年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渔民及海盗。

那时的维京人，想打渔，就是渔民；不想捕鱼了，就成群结队劫掠附近海域的国家。

岁月变迁中，维京人在北欧逐渐占地为王，慢慢分化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和冰岛人。

虽说大家也算同祖同宗的“异姓兄弟”，但彼此还是为了利益争斗不休。

打了许久后，终于打累了，加上也经常被欧洲其他国家欺负，几个北欧国家想起“团结才是力量”，总算学会了抱团取暖，共同抵御外敌，实力稍强的瑞典便成为其中的“带头大哥”。

可能是当“大哥”的关系，瑞典不再与北欧几个小兄弟计较，开始主动“单挑”欧洲大陆的强国。

从16世纪开始，瑞典先后卷入欧洲的多次战争，虽说总是被人摁住一阵暴揍，可瑞典总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擦干鼻血，起身继续干。

这期间，瑞典打不过英、法等大国，但欺负比自己实力弱的国家没有问题，通过大量征服战争，将挪威、丹麦、芬兰等周边国家直接收入囊中，成为北欧有名的海上“小霸王”。

18世纪，瑞典又瞅着势力越来越大的俄国不顺眼，借着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机会，与其爆发多次战争。可惜因为实力不济，瑞典好不容易积攒的“家底”被战争掏空，拱手让出波罗的海出海口，乖乖退回北欧。

可老实了没多久，19世纪的瑞典又有些“闲不住”，主动报名参加反法同盟，打算趁各国抵抗法国的机会“揩点油”。

此时，与法国结盟的俄国看瑞典又跳出来，感觉很不爽，再次将其“暴打”一顿，还逼着瑞典割让了芬兰。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瑞典真正体会到“和为贵”的道理，不敢再惹事，收起锋芒，开始当一个“乖孩子”。

正因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均奉行“中立政策”，这才免遭战争涂炭。

不过，与瑞士的永久中立不同，瑞典奉行的是“有保留的中立”，其意思是，“对我有好处的就保持中立，有损于利益的那还是要争一争的”。

所以，瑞典始终保留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实行“全民皆兵”的防御政策。

二战时，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瑞典清楚自己实力远不及对方，在“中立”的幌子下，将借给德国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额度一再上调，同时还允许德军借道进攻其他国家。

应该说，这只是瑞典无奈的选择，战争时期的瑞典也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帮助不少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算是对自己与德国妥协的小小弥补。

这一时期，瑞典的国内经济始终维持在较为稳定的区间，并且通过吸收全球最新工业文明，开始了转型之旅。

到20世纪中叶，依靠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工作，瑞典不仅提升了工业生产效率，还成功实现了“去农业化”，农业占据国内GDP比重甚至还不到5%，农业劳动人口不到总人口的3%，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为后来建设高福利社会奠定了坚定基础。

随后20年间，瑞典凭借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量一跃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人从出生到死亡，从教育到医疗统统由政府“买单”。

这不禁令人好奇，很多财力远比瑞典雄厚的发达国家从没想过这般“大包大揽”，瑞典政府为何如此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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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制度起源

如果要讨论瑞典令人艳羡的高福利制度，或许可以总结出三点：资源丰富、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以及高度重视社会公平。

后两项，正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吸引全球上百个国家关注的重要因素。

工业革命之前，瑞典就是个北欧“大农村”，除了森林资源丰富，再难有别的可拿出手的资源。

19世纪，瑞典在基律纳发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铁矿矿藏，铁矿纯度很高，达到70%以上，而且能直接开采，因此成为欧洲最优质的铁矿。

靠着森林和铁矿这两项重要的自然资源，瑞典快速进入了工业化，与铁矿相关的采掘、冶炼，与林业相关的家具、造纸等行业，也都有了快速发展。

顺便说下，后来闻名世界的诺贝尔奖创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瑞典人，他便是在此期间，通过改进炸药提高矿山开采效率而发家致富，并留下遗嘱创立了诺贝尔奖。

可惜那时瑞典缺乏配套的工业体系，只能通过初加工的自然资源在世界经济体系里赚点“辛苦钱”。

不过，瑞典也跟随当时资本主义浪潮，干着一些投机生意，很多小作坊逐渐升级为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

就在瑞典为赚点“小钱”而沾沾自喜时，一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悄然而至。

1929年，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全球，就连身处世界边缘的瑞典同样难以幸免。

随着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滞胀，大批瑞典公司纷纷倒闭，近一半的瑞典人丢了工作。据统计，当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失业，瑞典上下都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之中。

当时执政的瑞典自由党却还在坚持所谓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觉得是产大于销才造成经济萧条，于是采取紧缩政府开支、降低工资标准的办法，使得瑞典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魏格福斯却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老百姓没钱消费，政府要做的是投入资金来改善现状。

魏格福斯的理论看得很准，也符合瑞典实际，因此得到了社民党的支持，当作自己的政治纲领广为宣传。

瑞典人民其实并不完全理解这么高深的理论，但是他们都同意社民党“解决困难的办法应该是政府出钱出力”的主张。

1932年，得到人民支持的社民党轻松击败自由党，开始了瑞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新组建的瑞典政府不仅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拿出两亿瑞典克朗投资到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而且还坚持在最困难时期，依然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

在此期间，根据魏格福斯等专家的建议，瑞典还在当时金本位还盛行的时期，难以置信地将本国货币克朗贬值25%，极大地提升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好转，瑞典政府又相继设立了失业基金、人民养老金、妇女儿童保障基金以及住房贷款补贴等福利制度，使得瑞典经济迅速复苏。

尤为值得称赞的是，执政的社民党还同时采取了公正、严明的工会制度，从根本上奠定了瑞典未来社会关系的范例和基础。

随着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瑞典这种以工农联合为基础，鼓励工会组织积极维护工人权益，同时致力于所有国民平等参与国内政治、经济决策，成为了瑞典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概念。

到二战结束前，与满目疮痍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各方面都欣欣向荣的瑞典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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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高税收

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十多年，他们也通过战争体会到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弊病，决心从根源上解决社会不公及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此时，完成了初期工业化的瑞典已经有能力推动国家向更高层次迈进，正朝着既定的经济民主与效率以及社会福利普及的目标迈进。

在后续的一系列国家经济改革中，瑞典政府除了强调市场竞争，加强法治建设，最大的特点便是通过高福利制度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中包括：无论什么工种，什么身份，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待遇一视同仁；妇女有15个月的产假，其中12个月还会继续支付90%的工资；老人退休除了基本养老金外还有补充退休金，数额跟其过去的最高工资挂钩；未成年人每个月都可获得国家补贴，教育全部免费等。

事实上，瑞典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公布新的福利政策，甚至很多劳动者没想到的，政府都已经提前想到，并安排好。

这些高福利制度离不开政府巨额投入，所需资金则通过高税收来进行保障。

根据数据统计，瑞典GDP的三分之一被用于社会福利，个人所得税平均更高达到38%，赚得多，交的税也就更多。

提起收税，肯定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更何况瑞典人的收入有三分之一被用来缴税。

瑞典税收收入中，97%来自工资的比例税和统一的地区税；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来自消费税，因此购买同样的商品，瑞典人往往比欧洲其他国家至少贵了20%。

我们不妨看下瑞典人的税费到底有多高：

瑞典的地方税：约29%~35%不等。国家所得税：收入低于43.89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9万元）的不交税；收入介于43.89万至63.85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2万元）的税率为20%；收入高于63.85万瑞典克朗的税率为25%。资产收入税率：30%（国家税）。公司所得税：22%。遗产税：在2005年被废除。

虽然瑞典的各类税费很高，但因为政府将其大部分都用于社会福利制度，瑞典人基本都能接受，毕竟整个国家建立了“从摇篮走向坟墓”的国家保障体系，无论教育还是医疗，几乎全部免费。

同时，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的时候税率能够达到85%。经过税收和福利调节，瑞典10%收入最高的人群和10%收入最低的人群相比，收入差距能从10:1降低到4:1，令瑞典的贫富差距在全球都是最低一档水平。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高福利制度，会不会带来所谓“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使得社会生产缺乏效率？

但是瑞典的经济发展却告诉世人：这种看似政府调节下的“均贫富”体制，却让瑞典的工业体系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瑞典一直通过拉高基层职工的待遇与高税率压低管理阶层的薪水的方式，来实现“平等工资制度”。

这种经济模式的好处在于，瑞典工人的平均工资虽高，但高管的工资被抑制，从而令汽车、卡车和重型机械等产业上的劳动成本低于世界上的竞争国家，让自身的制造业优势得以凸显。

另外，政府对企业的税收主要集中在企业主“赚钱”上，可如果企业将利润投入到生产和研发，政府则配套提供相应减税优惠，这就使得企业都愿意加大研发投入，资本投资也基本属于长期性，很少出现转卖或者金融杠杆的炒作现象。

同时，高工资和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瑞典的工业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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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的瑞典企业

瑞典在二战前后虽然在工业上有了稳步提升，但整体技术水平和效率不高，难以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换句话说，当其他国家可以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赚得盘满钵满时，高工资的瑞典却无法指望。

所以，瑞典的企业想发展壮大，就不能再依靠人力，必须努力提升科技水平，走自动化生产的道路。

在瑞典政府持续高税收“压榨”下，瑞典的大型企业只能尽快找到升级转型的途径，才能存活下去。

更重要的是，瑞典的工会组织十分强势，始终追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工同酬”，其根本目的就是倒逼那些技术落后，管理无方的企业要么积极应对，要么优胜劣汰，选择倒闭。

瑞典政府在1972年就制定法律，规定所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必须有职工代表，并对企业解雇员工的权利做了很多限制条件，工会和工人才是企业真正的管理方。

所以在瑞典，资方如果和工人打官司，资方可以说是“弱势群体”。

这种看似极端又十分“霸道”的制度，逼迫瑞典企业只能在满足各类福利制度的前提下，还得适应国际市场的各类需求和管理方式，艰难地完成产业升级。

不过，对企业看似苛刻的约束，其实也让瑞典企业内的工人都能安心工作，保证了企业经营的持续和稳定。

而瑞典企业工人当家做主的特点，使得企业内的高管几乎都具备技术背景和基层工作经验，几乎不会出现外行指挥内行的情况发生，也保证了企业的健康成长。

不仅如此，瑞典企业很少会跨行去做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几乎都是埋头将自己本行做深做透。

这也成为瑞典钢铁、造船以及纺织、家具等行业快速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

能通过种种“残酷”考验存活下来的瑞典企业，个个都“身强体壮”，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几乎都能迅速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当然，瑞典的工人也不是只拿钱不干活。相反，由于工人的地位很高，使得瑞典人民都以在产业界工作为荣，大学毕业生也积极投身于制造业。

能够代表瑞典工业成就的各类大型企业，更是大学生们的就业首选。

同时，瑞典政府对大学生，更是足够“宝贝”。

瑞典国内有35所大学，只要年轻人想上大学，不管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

不仅大学的学费免费，政府还给每个大学生提供1150美元/月的助学金，足够保证学习期间大部分日常生活开销。

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瑞典政府更是慷慨解囊。

1998年，个人电脑刚刚出现时，瑞典政府就意识到电脑的重要性，斥巨资在全国家庭开始普及家用电脑。

2001年，瑞典政府购买了850,000台家用电脑，免费赠给了近100万家庭使用。相当于400万户瑞典家庭，平均每四个家庭就有一家受惠于该政策。

这些送上门的家庭电脑不仅购买免费，相应的安装、维护统统免费，就连宽带账户及网速，瑞典都是世界第一。

2005年，美国每百人拥有宽带账户17个，瑞典已经达到每百人28个，而同时期世界平均值是3.7个；到2016年，美国人均网络速度还是18.6MB/秒时，瑞典已经达到22.5MB/秒。

还得提一句，瑞典也是北欧国家英语普及率较高的国家。这使得普通瑞典人无论网上冲浪还是日常交流，毫无阻碍。

正是瑞典政府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才使得瑞典的科研创新与“独角兽企业”数量均高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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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科技创新与创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瑞典的创新能力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瑞士和美国。2020年和2021年，瑞典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中均位列第二。在欧盟创新评价体系“欧洲创新记分牌”中，瑞典连续多年高居榜首。

同时根据欧盟数据统计，瑞典人均发表的科技论文数、人均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在全球可排入前三行列。

尤其是瑞典的“独角兽”企业，按人均占比来算，已经是全球第二的位置。

根据世界创投机构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1361家“独角兽”企业，总价值超过30,000亿美元。其中，中美两国的独角兽企业差不多占据了80%。

除了这两个国家，北欧瑞典可以说是独角兽企业天堂般的存在。

虽然瑞典目前仅有Klarna（金融）、TrueCaller（通讯）、Candy Crush（游戏）、Kry（医疗）、Spotify（音乐）、Skype（通讯）等“独角兽”公司，绝对数量不是最多。

可如果按照瑞典现有100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10万人就有0.8家“独角兽”公司，仅低于美国硅谷每10万人的1.4家。

自然，这离不开瑞典政府与企业长期重视研发和创新的因素。

每年，瑞典政府的资助约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30%，包括各级政府直接拨款或外部机构（如银行或基金会等）进行资金支持等。

瑞典在创新领域保持领先还有赖于其整体的协调。瑞典创新署（Vinnova）于2001年成立，专门负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政府机构，在瑞典的创新研究中起着核心作用。

创新署对瑞典卫生、交通、工业材料以及智能城市等多个重要战略领域研发进行支持，并对相关企业、大专院校、研究院所等提供持续性技术和资金扶持。

除了政府，瑞典企业还承担了社会研发经费的另外70%。瑞典拥有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如爱立信、沃尔沃、ABB、山特维克等。这些公司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研发领军者。

除此之外，瑞典还是全球创业积极性最高的国家之一。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项研究表明：瑞典的国民创业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土耳其和西班牙。平均每1000名瑞典人中，就有20名创业者。

这要归功于瑞典有着欧洲最完善和实力、最强的孵化机构，帮助本国甚至是居住在瑞典的外国创业者实现创业理想。

2002年，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孵化器STING在瑞典设立机构，每年都扶持几十家初创企业，从融资到招聘、产品开发等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对金融资本管控严厉，瑞典出于扶持创新和创业需要，金融监管政策也相对宽松，从而让欧洲许多金融投资公司很愿意来瑞典进行种子轮投资。

这对瑞典创业者来说是巨大的福音，只要有个切实可行的创业点子，就有机会拿到一笔不菲的资金，还能免除许多创业者头疼的注册公司、生产等一系列问题。

2022年，仅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科技企业所获投资数量就同比增长近三倍，达到近400家。

从创业孵化角度来说，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播下种子就比荒芜的旷野强百倍。

欧洲投资公司在瑞典也通过创业投资赚到了真金白银。截至2022年，欧洲投资者在科技类创新领域的资金回报，有相当大的比重来自瑞典。

哪怕创业失败，瑞典的创业者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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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

根据瑞典法律，劳动者如果遇到失业，90天内可以领取政府每天240克朗（约178元人民币）的失业补贴；而相应的失业保险为原工资的80%，可以连续领300天。

这些福利政策可以算是极为丰厚，足以让瑞典的创业者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瑞典众多的跨国企业和成熟的产业链，才是成功的关键。

瑞典国内的大型企业大多分布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两座城市，相距车程仅数小时。

这两座城市也是爱立信、伊莱克斯、沃尔沃等其他老牌公司聚集的地方，附近城市则分布着各企业的配套产业体系。

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不仅产业众多，自身的高福利和高工资待遇也吸引了全球无数人才移民至此，相应的人才储备也十分丰富。

无论是像沃尔沃这样的老牌企业，还是类似爱立信这种科技型公司，都拥有十分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和成熟的制造技术，创业者无论遇到什么技术难题，都能快速在两座城市以及周边找到成熟的解决方案。

而且，这些初创企业并非靠卖什么概念，基本都是围绕瑞典各种产业上下游的科技和实体公司。从传统的炼钢到精密工业，从航天机械、冶金通信、造船制船、汽车飞机制造，到各类精工武器生产，无不是将其做深做精。

靠着这种百门通不如一门精的精神，“瑞典造”早已是世界工业贸易中品质的可靠保证。

特别是军工领域，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拥有完备军工体系产业链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

除了经济、科技高度发达以外，瑞典的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森林覆盖率为54%，还拥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到处是人间仙境般的美景，每年吸引了上百万的游客前来观光。

时至今日，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也暴露出，如政府高额的赤字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移民犯罪等问题，迄今都没能妥善解决。

但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瑞典依然是心目中的风景胜地，移民天堂，更是人人都向往的“理想国”。

时间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有温度的国度，不仅可以安放身体，还能净化灵魂。

瑞典这个国家，似乎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份理解和期待。